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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反思韦伯的思想遗产？
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因大流感去世。一百年后，在疫情在全球仍旧蔓延的此刻，一群学者相约云端，于线上开展对马克斯·韦伯的纪念。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学生，还是广大读者，对这个名字都再熟悉不过。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奠基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从几乎是人文社会科学必读之书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选为20世纪最重要社会学著作的《经济与社会》，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2020年6月14日，恰逢马克斯·韦伯百年忌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国内外知名学人与新秀，包括李猛
（北京大学）
、阎克文
（浙江大学）
、渠敬东
（北京大学）
、田耕
（北京大学）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郦菁
（浙江大学）
、徐晓宏
（密歇根大学）
、董一格
（普及海湾大学）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
、张杨
（美利坚大学）
、周陆洋
（布朗大学）
和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浙江大学）
，在云上共思韦伯。对于韦伯的研究，百年来从未停止。过去的一百年，韦伯一直是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对于现代社会独到而富有见地的描述、解释甚至是预言，都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场学术对话中，无论是从韦伯著作本身展开论述，还是将韦伯思想与自身经验抑或是现实情境相结合，学者们都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展示。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这些种种的悖谬与张力之间，我们应当如何处理韦伯的思想遗产，如何将韦伯的著作给出更多“在地”的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又应该何去何从，这些仍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文经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授权刊发。
李猛：从《新教伦理》的修订看韦伯对“政治”的理解
李猛
李猛教授列出《新教伦理》的两个版本——1904-1905《文库》版和1920修订于《宗教社会学》第一卷的版本，来比较论述韦伯思想的演变。
他首先指出在韦伯著作史研究中，《新教伦理》的处境十分尴尬：它不是韦伯成熟作品，按照学者的划分，韦伯著作与思想的成熟期是在1910年以后。一般读者会读到这本书的两个版本，所以常会用后来的文本来理解韦伯早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在《宗教社会学》的结构中，《新教伦理》只是帮助理解主体内容的引子，而非成熟的作品。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理解韦伯思想，在于可以借此看到韦伯成熟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素——支配社会学，是如何从《新教伦理》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
李猛认为，《新教伦理》与宗教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关注政治和社会，相关修订的文本的例子遍布全书，可见政治取向和社会伦理在初版认为属于著作内容，在修订版中认为著作不关心这些内容。
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在于，韦伯最初写《新教伦理》认为要研究一系列问题，但是后来计划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新教伦理》论述结构来看，除了第一章谈到社会阶级，主要内容围绕精神层面； 对比《儒教与道教》，韦伯分别论述了家产制国家、家产制国家的承载阶层、新教伦理类似的主题，这是典型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方式。根据韦伯的方法论原则，修订是想寻找韦伯所谓“问题的思想关联”，需要解释的是，韦伯修订的不是文本，而是社会阶层、政治意涵与新教伦理的关系。比如韦伯在修订版中删掉了“自由”命题，原因在于他后期认为这样的命题不是他对于政治的理解，他强调宗教改革强化了宗教对于伦理生活的“支配”。
李猛最后总结道，这一变化的思路是从《新教伦理》到晚期支配社会学的核心线索，即意志对生活的统一。即韦伯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从伦理理性化出发，重新建立对权力和支配的理解。
阎克文：《经济与社会》的方法论意义
阎克文
阎克文从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入手，探究韦伯在此书中的方法论的意义。他认为，这一方法论体现了韦伯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韦伯的方法论立场：从人的社会行动入手。这一方法论对于考察历史特殊性、普遍性都是既实际又具体的起点。
韦伯在文本中提出了观察角度：我们出于认识或者实践的目的，将家族、国家等集团视为个体的存在，视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但是从社科的角度来看，这些集合体不过是对每个个人的具体行为加以组织的模式和结果。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动的’集体人格这种事情”，这个论断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反对以整体、有机的观念看待个体。
《经济与社会》此书的结构分成了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等若干要素，这反映出韦伯的基本历史观——即任何一个要素作为历史决定性力量都是片面的，只有多元因果观察视角才能建构起认识框架。
《经济与社会》是韦伯理想类型分析手段的杰出范本，在此基础上韦伯才能提出价值中立的原则。他自始至终抱着知识诚实的态度贯彻价值中立的原则，力求客观完整地认知和判断经验事实。
阎克文在最后指出，价值中立不仅与知识诚实有关，也是对负责任的理性化行动提出的要求，这也是《经济与社会》提出的复杂方法论挑战，即如何克制主观价值观偏好？考虑到价值多元化的现代性过程已经不可逆转，这个挑战就不可回避。
渠敬东：韦伯论学术与政治
渠敬东
在《科学作为职业》的演讲中，韦伯从外部和内部条件上讲学术面临的处境。一百年前德国大学面对美国化的情况，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不容置疑，但是美国化所带来支配发展的精神与德国大学在历史传统氛围上不一致，如大型企业化的学术管理与老派间有极深的鸿沟。另一方面，学术体制的国家化使得学术的内在灵魂丧失。韦伯的预言在二战后成为全球学术基本形态，这样的形态对学术研究内在驱动会产生什么效果？李凯尔特指出“科学并不意味着世界的除魔，反而让人意识到世界的巫术”，但是我们看到，韦伯对自己有着清晰的控制，他时刻把握着激发他的理智之爱的激情。这使得我们要在韦伯对于时代和命运关联中重新发现、考量并且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关系。
韦伯更为丰富的意涵在于，从学术转向政治的讨论，才能发现科学内在灵感来源。学者不仅是沉思生活的反映，当他站在讲台上公开发表观点，已经成为行动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韦伯看来，行动生活恰恰是新教伦理和现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这也是他从行动角度构建现代世界的核心点。对于学者来说，不是理性钻研就能获得灵感，行动生活才是灵感的源泉。这样我们就回到韦伯对于政治的讨论，《政治作为职业》当然讲的是国家，讲的是国家的支配、顺从和人与人权威关系，但是这些仍然适合于现代的所有个体。
在传统三种支配类型的讨论中，在传统的支配类型部分，韦伯讲了家产制与中国士人的关系，这不是韦伯随意为之。在克里斯玛的支配类型部分，也能看到对于中国的引用。《儒教与道教》的讨论中，士人的影响缺乏“先知和英雄”的线索。克里斯玛是韦伯的关注焦点，这在现代世界有不同的意涵。因为现代世界是群众政治，或者以群众政治为基础表现的政党政治。简言之，领袖民主制的危险在于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核心问题变成了这种权力感从哪里来？如何控制？如何保持人与事的距离？
正因为如此，信念和责任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政治对于学术的要求，要防止自鸣得意的伦理形态，要把士与精神气质结合起来。现代世界正因为是群众政治，所以任何抽象观念和价值都具有不可预知的危险，韦伯祈求的是以分析性的因果关系保持政治意义上合理的距离。学者同样如此，而不是付诸浪漫的感动。真正让韦伯感动的是成熟的人，是对后果负责任，按照伦理行事。韦伯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信念在哪里，信守责任伦理使得他不能完全展现他的信念，当我们追问韦伯有关学术和政治的根本讨论时，未曾言明的是他内在的信念或者世界观。韦伯不能给我们答案，但是韦伯对于这些问题丰富思考给我们以启发，我们要重新回到士人问题上，来看士人古今转化中的信念是什么。